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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国GDP除了虚报,还有漏报、少报,尤其是由于逃税的原因

    黄有光 原创 | 2018-01-22 14:47 | 收藏 | 投票 编辑推荐
    关键字:逃税 虚报 中国GDP 漏报 

     

      中国的GDP,因为虚报而被夸大的部分,很可能已经小于因为少报而被低估的部分。

      近日,媒体报道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透露,2017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预计增长6.9%左右。这意味着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超过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6.5%的目标。除此之外,李克强总理还强调,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重要指标均表现良好,整体形势好于预期。“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创多年来的最低;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;财政收入、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;债市、股市、房市平稳运行,外汇储备持续增加,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”。

      这报道部分证实笔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,包括于12月7日发表在本栏(笔者在网易研究局的专栏)的:“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: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”一文。

      另一方面,根据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1月16日的报道,“人民币兑美元昨日冲破6.42关口……创逾两年以来新高。中间价也大涨,创2016年5月3日以来高位……2018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价涨势如虹,短短半个月时间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.2%,而2017年全年人民币上涨幅度为6.72%。”这也大致部分支持笔者长期以来看好人民币(至少在实质汇率上)的观点。

      李克强总理也指出,中国的发展将最早、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。这观点是否符合经济学原理呢?

      经济学的第一与第二福祉定理只分别论证:1.在一定条件下,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是最有效率的(帕累托最优);2. 如果有合适的禀赋的分配,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点可以由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来支撑。(关于这两个福祉定理,见拙作“福祉经济学”,《东岳论丛》,2016年第1期,5-14页。张清津译)但这两个定理都没有论证,一个国家(或地区)的富有化,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正还是负。经济学还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三福祉定理。

      可以论证,一个国家的富有化,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,可能是正的,也可能是负的。例如,中国的富有化,使中国能够出口更多衣服,使衣服的世界价格减少,就可能使另外一个主要出口衣服的A国蒙受损失。不过,也可以论证,一个国家的富有化,对其他所有国家整体而言的经济影响,多数情形是正的。例如上述中国富有化的情形,虽然A国损失,但那些进口衣服的国家会得利,而且得利的程度比起A国损失的程度大。因此,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。(详细论证见笔者1996年在PacificEconomicReview的文章:The enrichment of asector(individual/region/country) benefits others: The third welfare theorem?)

      为何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呢?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富有化,使其他国家有了一个更大的贸易伙伴。因此,如果不考虑政治与心理上的相互竞争,只考虑传统经济变量,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。既然是通过贸易关系(广义贸易可以包括投资等)而得利,则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比较小,机会比较大。因此,如果没有其他抵消因素,例如上述A国的情形,则李克强总理说的中国的发展会最早、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,是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。

      周边国家包括亚细安十个国家。今年(2018)是新加坡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。而新加坡也于2015年8月起出任亚细安与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,任期至今年8月。因此,2018年将是新加坡在中国与亚细安之间扮演沟通与搭桥的良机。因此,孙喜先生1月15日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为文指出,“中国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,而新加坡则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,两国早已形成‘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’的紧密经贸关系……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,有着天然人文渊源的新中两国关系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,与时俱进。2018年,新中两国应该摒弃前嫌,努力向前看,继续往前走,着眼于求同存异,尽量理解彼此关切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,互谅互让,互利共赢。”

      另外一个有关问题是,官方的利好消息是否可靠?统计数字是否有很多水分,甚至造假?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见如侠客岛的文章:《侠客岛:为何几省份自曝GDP“注水”?来自双重压力》。

      笔者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。不过,笔者认为中国关于GDP的官方数据虽然有水分的问题,但大致还是可以依据的。一方面,有如侠客岛的文章所述,中央对这问题有一定的掌握。其次,GDP数据也有与虚报相反的问题,就是漏报、少报,尤其是由于逃税的原因。这种少报,随着民营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之增加而增加,也随着服务性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,更随着灰色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。在这三方面,中国这几十年来应该有大量的增加。因此,中国的GDP,因为虚报而被夸大的部分,很可能已经小于因为少报而被低估的部分。至少趋势是向这个方向发展。

      减少虚报的办法牵涉很多因素,包括落实习近平主席说的“不简单以GDP论英雄”,加重对环保和其他与人们快乐有重要关系的指标的重视。

      相关阅读《华人知名经济学家黄有光谈“冰花男孩”: 可以增加对中国富人的征税》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,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。要增加平等,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(像城乡隔离政策),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,可以普及教育,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。

      1月9日,云南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,因当天气温较低,家离学校很远(4.5公里),走路上学沾染冰霜,成为“冰花”男孩,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。新华社记者吉哲鹏认为,“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,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,主动作为、及早谋划。”

      对贫困与苦难的关注,是一件好事,显示人们还有“恻隐之心”。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,在一个甲子内,受到几次摧毁人们道德的大灾难,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对“小皇帝”的培养、改革开放对过度物质主义的加强等,人们还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“恻隐之心”与“羞恶之心”,是令人鼓舞的。不过,在恢复正常道德水平上,还需要再接再厉。(详见拙作《快乐之道》第12章。)不过,笔者是搞经济学的,本文主要在于论述,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过分强调除贫或减少不平等的成本,而忽视其利益。其次,本文也指出,减少不平等,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,而不是用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。

      经济学者高估税收的成本

      传统上,经济学者(包括James Meade 1964,James Mirrlees 1971, ArthurOkun 1975/2015)强调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;要增加平等,必须牺牲效率,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除了行政等成本,这主要是因为多向富人抽税与多补贴穷人,会减少人们多赚钱的激励。这是包括左中右派几乎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。然而,这结论是基于在没有税收与补贴的情行,经济是处于最优的假设。这假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成立。这是因为:

      1.绝大多数物品(包括劳务)的生产与消费都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。

      2.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攀比的相互抵消的竞争,在个人层次有利,但在社会层次无效。

      3.对钻石性物品征税,不但没有超额负担,连负担也没有。征收100亿元的税,负担不是130亿元,也不是100亿元,而是0元。(由笔者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1987年的一篇文章论证。)

      4.在温饱与小康之后,更多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真正的快乐,使金钱上的成本,未必是真正的终极层次(福祉或快乐)上的成本。(关于这些论述,请参见笔者于12月27日在本栏的《特朗普太重视GDP: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》一文,与拙作《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》一书。)

     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,税收与其说是有扭曲性的,是减低效率的,不如说是有纠正性的,是增加效率的。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,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。

      增加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

      即使不考虑笔者的上述观点,近年的研究也发现,增加平等除了也有人们大致知道的减少犯罪、增加社会和谐等作用,甚至也有增加经济增长率的作用。(见如: J. Mokyr 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 2014的文章。)

      包括Solar1995; Greif 与 Iyigun 2013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,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,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,减少社会不安。包括Lindert (2004, 2009) 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也论证,政府的福利支出(及其所需要的税收)对经济表现的影响,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,使“福利国家”成为免费午餐。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,福利不是太多了,而是还应该增加。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,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,而是太多政府债务。北欧国家福利更多,但大致并没有问题,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,领先全世界。

      一个有关因素是,在现代的经济,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越来越重要。在物质资本比较重要的从前,不平等使富人的储蓄增加,因而通过物质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;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现在,平等增加教育的普及,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。(详见Milanovic 2011)。去年的一篇文章也论证,在大多数情形,减少贫困的税收政策增加经济增长(Biswas et al. 2017,p.724) 。

      在中国的情形,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,加上政府在除贫方面的努力,贫困人口大量减低,成绩斐然。现在我们认识到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利益很大,而其成本实际上并没有传统经济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大。因此,我们应该加大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力度,使像冰花男孩之类的事件较少发生。

      用有效率的方法增加平等

      不过,减少不平等,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,而不是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。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法,表面上很公平,实际上很不公平,一个人只靠幸运,就能获得值几十万元的利益,哪来的公平?获得车号的未必是很愿意的购买者,实际上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。用拍卖,买者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获得,社会也得利(拍卖的收入)。要增加平等,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(像城乡隔离政策),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,可以普及教育,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。

      一个人是否穷,是看其总购买力,不是看他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。因此,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,而在整体平等政策加强力度。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,例如只对富人征收环保税,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,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,因为使有些人不进行足够的环保,因而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。因此,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,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,不论富人穷人,一元就是一元。这样,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,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,可以使所有收入组的人们都得利。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。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,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,证明一元就是一元。

    个人简介
    澳洲蒙纳士(Monash)大学经济系教授,出版过《福利经济学》,《黄有光看世界》等书,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发表过许多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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